1942年10月股票配资之家，1800多名英军俘虏被日军送上“里斯本丸”号商船，行至舟山东极岛海域，被鱼雷击中。日军撤离，并蓄意将战俘困死在沉船上。直到附近舟山渔民发现并救起了水中的幸存者。
这一历史事件，牵扯两千多人，涉及中日英三方，有两种拍法：
一是纪录片形式，去年方励导演便以十年之缘起、记录、追寻，用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全景式、群像式地还原了那场历史悲剧的始末；
一是剧情片形式，近日管虎、费振翔导演的《东极岛》便是按照好莱坞大片叙事法，试图从悲剧中书写民族大义。
同一题材，两部影片，一段历史，两种表达，侧重不同，带来的观影体验与思考自然也不尽相同。
一
“让演员跟历史人物对号入座，那是灾难性的。随便你怎么演，你都演不过一张真实的历史照片，对吧。”
去年方励曾对红星新闻记者谈及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。
比起演员的表演，他笃信一张历史照片、一段真实录音、一封来自83年前的家书，或许更有力量。
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剧照
《东极岛》则站在了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另一面，它选择了艺术的虚构，试图用表演、造景、实拍的方式，重返历史现场。
本片主演朱一龙、吴磊饰演流落东极岛的海盗兄弟：阿赑（bì）和阿荡，倪妮饰演渔民老大的养女阿花。从演员配置可看出，管虎的叙事重心不在于受困的战俘、残暴的日军，而是要彰显以三个主角为代表的中国渔民的救人义举，尤其是救援队伍的核心角色阿赑身上的英雄主义。
为了塑造一个英雄，管虎将历史上的渔民整体一分为二，一边是戴墨镜、抽香烟、喝洋酒、满身肌肉的海盗兄弟；另一边则是老实巴交、信奉宗法、善于忍耐的普通渔民。
而海盗之间亦有区分，哥哥阿赑深谙混世法则，一心只想攒钱离岛，带阿花去上海；弟弟阿荡心思单纯，善良又执拗，因为救回一个战俘而引火烧身，连累渔民，被日军绑上里斯本丸等死。
为救弟弟，阿赑驾船出海，独闯日军轮船。此时被困在船舱下的弟弟，亦在自救。兄弟俩碰头后，一时不忍，决定救更多战俘，不幸被日军发现，弟弟最终罹难。
弟弟身死，阿赑觉醒，化身地狱使者，将东极岛上驻守的三名日军，一一处决，并再次驾船，驭海擒浪，战日军，救战俘，成为幸存者口中无比勇武的“那个中国人”，一个特殊年代里拥有特殊人格魅力、责任担当与人道理念的超级英雄。
历史上救人的渔民、英勇反抗的战俘，都称得上英雄。而电影则遵从戏剧的原理，以一个英雄的觉醒与反抗，来象征一个民族的力量。
管虎在路演时表示，“一个人物如果没有个人能力，我需要他干什么？”处在阿赑的立场，弟弟死亡，日军残暴，足以让他爆发出超出人们想象、不可思议的力量的。
这就是虚构的特色；虚构需要一个人物充当导航，带领观众进入历史现场，感受人物情绪，做出特定的行动。虚构需要以人物为核心。
反观纪录片，方励曾对记者表示，他想要的，或者说作为无限接近真实的纪录片，要记录的是“战争下的群像，是当年盟军遭遇的那个紧张、恶劣、危险的气氛环境。我们不是为了塑造一个主角，或两个人的生死相依，我们讲的是一群人的灾难，以及值得铭记的义举”。
为此，方励必须不偏不倚，有多少证据呈现多少史实，而这些史实，所依赖的不是戏剧的规律，而是碎片式的泛黄的照片、当事人的回忆、令人心碎的访谈，是形形色色真实无虚的群像。
于是，呈现在银幕上，一边是阿赑在特效海洋上，力挫风暴，一往无前；另一边是方励陪同战俘后代，走到一座没有骨灰的墓碑前，碑底有“他可能死于海”的字样。
二
书籍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作者托尼·班纳姆曾说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三幕式悲剧，却鲜为世人所知。
所谓三幕式悲剧，或可分为沉船之前，沉船之中，沉船之后。方励纪录片就是据此，翔实客观地呈现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。为此，方励的叙事纵跨80多年，从寻找里斯本丸沉船开始，到采访较早的记录者，然后寻找战俘幸存者，或者战俘的后代，借助他们的声音去思考战争。
而《东极岛》与之不同。它的叙事与它所崇尚的个人英雄主义至上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，即摈弃历史悲剧，专注于英雄成长。
坎贝尔著有《千面英雄》。书中分析了世界各地神话、宗教、畅销书籍和电影后，得出一个通用的“英雄之旅”故事模型：
英雄身处平凡的世界，得到冒险的召唤，又拒绝之，因为导师指引，遂跨越人生门槛，经过试炼，结识盟友，认识敌人，接近黑暗深渊，经受苦难折磨后，终于获得宝剑，回归屠龙，获得奖赏。
这套模型，适用于《星球大战》《阿凡达》《泰坦尼克号》以及漫威等几乎所有的商业大片。《东极岛》亦是如此。
阿赑身处平静的东极岛。弟弟却冒险救了一名盟军战俘。他感应到危险，强迫弟弟送走战俘。他拒绝成为一名“拯救者”。但弟弟的善良义举以及死亡，启发了他，遂使之放弃忍耐，奔向“救战俘”的新征程。
处决三名日军，是他的试炼；鼓舞了众多渔民，日后他们便是盟友；同时，他主动靠近敌人，在日军袭击下，坠入黑暗深渊，但他还是以自己的潜水技能为宝剑，屠龙除恶，最终救下濒死的战俘。
结局有所不同，他牺牲了。但牺牲也契合“英雄之旅”的最终“奖赏”——他将因为自己的义举，被战俘、渔民抬上永恒的神殿。
剧情片需要创造一个英雄，以流畅、准确的节奏，给观众创造一副VR眼镜，让你临时地充当英雄，体验救援的顾虑与决心，战争的残酷与考验，以及所有情绪积压太久最后释放的快感。
而纪录片更像一个剧院，它对观众的要求是安静地坐在观众席，去看台上呈现出的一幕幕悲欢；它更客观冷静，更全面多维，它甚至是反商业的，它绝不顺应爽文、不凸显英雄。
很难说，二者孰高孰低。因为剧情片不承担真相，它的首要责任是留住观众，让他们在两个小时的电影院里，忘我地投入其中，像英雄一样地跃入现场，去体验那种强烈的爱恨——当然，它也可以引导观众去追寻真相，比如看过《东极岛》后，想对当年的事有个更全面的认知，则不妨去看《里斯本丸沉没》。
三
无论是制作班底，还是造一艘巨轮实拍，都能看出《东极岛》主创的用心和雄心。看完电影后，你能感觉舟山海域上，燃烧着一股壮怀激烈、“渴饮匈奴血”的情绪之火。
比如片中一段情节，阿花送渔民老大（被日军刺死）出殡，岛民挑灯夜行，哀戚之至；驻岛日军以违反宵禁为由，持续开枪，众多渔民咒骂，恨意冲天；教师持枪走进日军驻地，然而枪卡壳、没瞄准，他被抓，憋屈之至；最后教师被烧死，火里的他还在高呼学生，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可谓悲愤之至。
仅几分钟的情节，便将日军的残暴与恶，渔民的无奈与痛，写尽了。而这种积蓄良久的情绪，全部聚焦到阿赑身上，让他成为群众意志的代言人，所以当他最终爆发，用手中小刀频频刺死日军时，观众只感到，这是对那些毫无人性、滥杀无辜的禽兽的惩罚。
相比之下，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情绪是下沉的。它娓娓道来，将一段不为人知的记忆、一次沉痛的历史回响，一幅幅生动而具体的人的画像，搬入观众大脑。
当片尾字幕落下，你记住的，或许是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指着方励手里的沉船资料，哽咽着说：我的爸爸葬身于此；
或许是那个给弟弟寄去一张纸条，叮嘱他要照顾好妈妈，而这张纸条，是死于疾病、子弹或海水的亲哥哥，留下的唯一音讯；
或许是一封写给母亲、姐姐的家书，信上说，他要跟一个为了他不惜与家庭决裂的香港姑娘在一起，然后他登上里斯本丸，再未返回。多年以后，人们才知道，两人当时已结婚，而这名姑娘后来放弃抚恤金，将它们尽数留给亡夫的家人。
哪怕是高龄99岁的战俘幸存者，面对镜头，他的讲述也是清晰而克制的，他回忆他们为何登上里斯本丸，遭遇过怎样的险境，如何冒险求生，乃至看到自己的战友一个个死去，“你的心也变硬了”。老人回忆至此，并没有嘶吼、愤怒，只是将满腔悲愤与深埋心底80多年的痛苦，表现为颤抖不止的双手。
最典型的是追寻这一切的方励，他肩负着真相和历史的重担，过度动情或表露主观，都有可能给那个沉重的历史蒙上个人的面纱，所以他始终在抑制自己，即使到了最难忍受处，也只是抽噎两声，默默走出门外，以烟来消化个人的哀伤。
“战争给人带来了什么”，这是方励所认为的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最终表达。
而作为剧情片的《东极岛》，用管虎的话说，“从开始之初，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类型片，不一样的人物，提供不一样的东西。最最重要的是，给各位观众提供不一样的视听盛宴，在这里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。电影就是电影，电影要视听，要不一样的体验。”
而无论是哪种表达，最终该被铭记的都是一样，那就是：他们是人，我们亦是人，人应该救人，如此而已。
文/李瑞峰 编辑 苏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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